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。作为中央苏区重点县，中央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，红色是宁化最鲜明的底色。为传承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，中共宁化县委党校推出《红色故事汇》专栏，讲述宁化红色故事，回顾历史的足迹。

《腥风血雨中的生命守望》

作者：戴长柏

一场大雨过后，西门河边的菜地里绿意盎然，成片的空心菜、小白菜，在雨后阳光的照射下，菜叶上残留的雨珠五光十色，微风一过，如同钻石般闪闪发亮。

建竣不久的西门大桥，车水马龙，一片繁忙景象。它的前身是西门吊桥，一座为宁化城区居民服务了30年的桥。再往前追溯，同一地点是一座木桥，名叫猪子坝桥。猪子坝桥是一座很有故事的桥，在宁化历史上十分有名。苏区时期，宁化四个妇女连的战士们每天都在桥下为红军、游击队伤病员清洗衣被，衣被上的鲜血常把半边河水染红。把河水染红的还有国民党政府军的屠刀。红军长征后，很多被俘的红军战士、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就牺牲在这里。当时，受刑者被五花大绑，成排跪在河边，刽子手大刀一挥，人头落地，血流如注，染红了半边河水。不远处的谢氏家庙，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者。

谢氏家庙始建于康熙五十一年（1690年），山门为牌坊式，木雕镂饰，飞檐翘角，巍峨壮观，古朴而肃穆。家庙门前一块“城关红军医院旧址”的牌子，让它有别于普通的家庙。

跨过厚重的门槛，家庙的那段历史似乎迎面扑来：它的前厅，还保留着红军医院时的摆设：一张残破的书桌，一把陈旧的椅子，是当年的会诊室；放置着一个簸箕和几个研钵的地方，就是医院的药房；几面门板放置在凳子之上，就是简易的病床了……

退休干部、县客家宗亲联谊会副会长谢起光介绍说，他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帮助治疗过病人。1928年，来宁化治疗病人的傅连璋看中了他父亲，并把他父亲带到长汀福音医院学习医术。在福音医院两年多的日子里，他父亲不仅学到了医术，也跟在那治疗的红军学到很多革命思想。1930年，因他祖母病重父亲回到宁化，一边照顾祖母，一边在私塾教书。1933年，宁化成立了红军医院和一些红军诊疗所。由于医护人员缺乏，张启南找到了他父亲，动员他父亲去红军医院帮忙。他父亲当时就答应了，一有空就义务到各个诊疗所巡诊。

当时，城关红军医院是中央红军在宁化设立的一所较大规模的红军医院，医治任务重，而且医院条件艰苦。红军的医生不仅救治红军伤病员，还替当地群众免费看病。红军医院周围的群众大部分都接受过免费看病治疗。群众的肺结核、水肿病等等疑难病症都得到了医治，红军医生也被称为“活菩萨”“救世主”。

群众也给了红军医院很大的支持。当时苏区的赤卫队、妇女连、少先队常常组织宣传队到红军医院进行慰问演出，鼓舞红军伤病员保持乐观的革命情绪。当时城区的4个妇女连还承担了伤病员洗清洗、护理和站岗放哨的任务。

据史料记载，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战役胜利后，宁化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大后方。中央内务部作出各区设立红军后方医院或分院的决定。县苏维埃政府积极响应，先后在城关谢氏家庙、湖村石下邱氏家庙、方田丁氏宗祠、泉上、禾口、安远等地办起了20多所红军后方医院。1932年12月，红军医院第四医院（陈塘）在城关谢氏宗祠设立分院。

红军医院的医生一般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村土医、郎中，经一段时间的培训，立即从事救治前线生病、负伤后转移来的红军伤病员。当时，各医院的条件都很差，通常只有3－5个医生和十几个护士，担负着几百个伤病员的救死扶伤治疗。由于敌人的封锁，药品奇缺，主要以中草药为主。有时，红军到白区打击刀团匪，缴获敌人的药品来解决缺药的困难。各医院（所）克服缺医少药、医疗条件差等困难，救治了大量红军、游击队伤病员，为保障红军、游击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。县志记载：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，红军医院一年时间内约救治伤病员2300多人。红四军邱尚聪团长曾在城关红军医院治过伤，痊愈后重返前线。也有少数伤势严重的红军伤病员医治无效，为国捐躯。如霍步青师政委等20余人医治无效，牺牲后埋葬在宁化城西五狸山。

1933年7月，东方军攻打泉上土堡，设野战（临时）医院于巫坊区石下乡（今湖村镇石下村）丘氏宗祠，东方军撤出宁化后，该医院转为常设红军后方医院。至1934年冬，该医院还住有100多名红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，同年12月迁往泉上县店上区丘山乡（今宁化县水茜乡丘山村），被当地刀团匪全部刺杀活埋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丘山惨案”。

1934年9月，红三军团后方医院宁化城关分院（设谢氏宗祠）迁往方田区沙罗坝乡（今方田乡大罗村）丁氏宗祠。

走出谢氏家庙，已是傍晚时分。回头望去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谢氏家庙愈发显得古老而神秘，仿佛还在深情守望着什么。